包括这起长沙强拆案在内，强拆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，那就是强拆命令无法被合法地中止。强拆一旦启动，就是不可逆的。钉子户甚至那些立场软化的拆迁对象，既不能寻求警方保护财产权利，也不能寻求法院叫停强拆行为，可谓是叫天不应叫地无门。

　　长沙市7月12日晚通报，对岳麓区茶子山村强拆致死案做了调查报告及进展处理，连同区委书记、区长在内的27名干部和强拆人员被追责或立案侦查。同时认定，本次强拆是非法行为，强拆造成村民龚雪辉被废墟压死、尸体遭到破坏是“责任事故”。

　　6月16日，茶子山村所在的茶子山街道组织对龚雪辉家进行突击拆迁强拆，工作组将龚雪辉家人分头控制，然后摧毁住宅。强拆后，家人声称龚雪辉失踪，并高度怀疑是被掩埋在废墟中，官方拒绝这个说辞。7月7日龚家租用外地铲车挖掘，发现龚雪辉残破尸体。

　　本次的行政问责主要涉及到区一级层面，包括严重警告、行政记过处分等。而7名立案侦查对象，基本上是本次强拆的基层直接责任官员。4名强拆执行人员涉嫌过失致人死亡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龚家人已经不再接受媒体采访，专注于事后赔偿谈判事宜。

　　长沙强拆致死案的惨烈之处在于，突然降临的强拆工作队决定摧毁一处住宅时，龚雪辉家随即陷入孤立状态，钩机强悍作业将一条人命用废墟活埋掉。更让人觉得所处是非人间的，是龚家儿女向街道、派出所报告失踪时，被认为是要挟，更禁止本地铲车参与发掘找人。

　　正因为这种惨烈的景象，舆论大多不接受本次调查的定性，不认为是“责任事故”，而是“故意杀人”。而且就现有的处理次序看，已经用不知情的理由将领导切割出去，而由强拆办事员来顶缸。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国情，但它的坏处是不会断绝强拆致死案的重演。

　　包括这起长沙强拆案在内，强拆已经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，那就是强拆命令无法被合法地中止。强拆一旦启动，就是不可逆的。钉子户甚至那些立场软化的拆迁对象，既不能寻求警方保护财产权利，也不能寻求法院叫停强拆行为，可谓是叫天不应叫地无门。

　　龚家在老母亲失踪后，去派出所报案被警告不要使诈，并写下保证书：所有亲戚并无藏匿龚雪辉，否则情愿任何处置。等到发现尸体后，警方才动起来。强拆事件中行政单位给人的观感是，厌烦甚至回避处理生者的权利，一旦有人死了，反而积极起来，只因为这样容易些。

　　带领强拆的干部说几十人在强拆前一遍遍搜寻龚雪辉家，是确定没有人遗留才下令推平的。这种言辞更让人怀疑强拆者的动机，根本不顾及生者，甚至不排除是故意为之，以绝谈判的后患。所以，现在只在行政问责上打转，在玩忽职守上做文章，到底是不能服众。

　　谁都知道，强拆演化到时下这个地步，一是无法讲道理，二是无法拼法治，行政的阴影压倒性地战胜了强拆中的财产权与人身权利。强拆工作队因为下压的强拆任务，不惜铤而走险；而为了鼓励这种强拆，上级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以变相的袒护交换强拆的效率。

　　与其说龚雪辉被废墟砸死掩埋了21天，不如说是被强拆谋财害命并被草草埋葬的21天。相较于现今这不无轻浮的行政问责，以及留有相当周旋余地的所谓立案侦查，只能说人命过于轻贱。可恨可怕的，到底是强拆房子还是取人性命，已然混淆，没有一条可信可守的底线。

　　强拆演进二十多年，其模式已经被熟练操演，并形成了官民之间绝对强弱的对峙局面。从一个角度看，民众可以援引的权利武器越来越少，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越来越少。就像长沙强拆致死案这样，既然钱能搞定的，人命就不是问题，所以有些死亡已经被计算在预案中。

　　随着拆迁户绝对劣势的形成，谈判空间丧失，强拆中的输赢就会以生命为代价。长沙这次是拆迁对象死，而在另外一些拆迁征地中是黑社会打手死或拆迁官员伤亡。土地权属争夺的冲突反复重演，话已经说尽了，但这个愤恨难消的局面，到底埋下了怎样的隐患，只有等着看。（文丨司徒小山 来源：搜狐快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