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经历了10个月的牢狱后，湖南省衡阳耒阳市65岁的伍毅喜终于从法槌下，确认了他的精神损害抚慰金—3000元。

　　而2013年，河北省赵艳锦蒙冤入狱10年，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10万元;同年，浙江张氏叔侄张辉、张高平蒙冤入狱10年，获赔金则是45万元。

　　几组数字看似没有直接关联，但同一个困惑将其“绑”在一起：自《国家赔偿法》确立了精神损害抚慰金项目后，这一“很难用金钱来量化”的赔偿项目，究竟在用什么衡量?同罪、同刑但赔偿不同，这样不胜枚举的案例，正构成了伍毅喜的困惑。

　　伍毅喜的人生在2012年11月6日发生骤变—因为妨碍公务，他被警方刑事拘留。今年9月10日，面对记者时，他静静躺在一张靠椅上，没有挪动过一下身子—10个月的牢狱以及其他折磨，让这个腰板硬朗的老人，已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
　　伍毅喜的“妨碍公务”，源自一场邻里因安置房宅基地而发生的纠纷。耒阳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称，那天伍毅喜父子与村民伍恢军纠纷后，蔡子池派出所当值民警赶到，让双方当事人到派出所讲清楚，再由居委会调解处理。但警方起诉意见称，伍毅喜父子“拒不配合并且态度十分嚣张”。据警方回忆，伍毅喜不仅“将民警推开”，还撕破了民警屈灏的警服，将屈灏强行拖到一个沙堆旁，“无理抓扯几十分钟”。两个小时后，伍毅喜儿子逃跑，民警屈灏受轻微伤。

　　事发10天后，伍毅喜被警方刑事拘留。2013年3月8日，当地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指控伍毅喜犯有妨碍公务罪。

　　同月13日，耒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，以伍毅喜行为构成妨碍公务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。

　　伍毅喜不服，上诉至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。二审辩护律师在查阅案卷时，却发现警方涉嫌刑讯逼供、程序违法、录像资料不足等多处疑点。在看守所内，伍毅喜也向律师讲述，其在公安机关内被刑讯逼供，因经受不住，才作出了唯一的一份有罪供述。上述因素引起了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重视，后将此案发回耒阳市人民法院重审。2013年11月8日，耒阳市人民检察院以“该案的事实和证据有变化”为由，申请撤回起诉，耒阳市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准许撤诉。

　　2014年2月27日，耒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诉决定书。被羁押304天的伍毅喜，终获清白。他随后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，并要求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。

　　最终，耒阳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，赔偿伍毅喜人身自由赔偿金61009.76元，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。

　　为何是这个数?耒阳市人民法院院长刘卫华这样解释：人身自由赔偿金61009.76元，是依据最高法公布的2014年国家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标准每天200.69元算出，但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的支付是“酌情支付”，“并无标准可以对照”，也不是什么案件都可以给。

　　但伍毅喜依然不明白的是，自己的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，都是什么因素决定的?

　　刘卫华院长进一步解释称，法院在作出精神损害赔偿时，会考虑原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罪行，判定罪名和实际羁押时间，以及给其生活、家庭等状况带来的变化等综合因素。“支付伍毅喜的抚慰金时，确实综合了上述原因，但支付与否与院领导的判断有关。”而且这样的判断作出后，即使上诉到上级法院，一般都会支持基层法院的判断。

　　“耒阳法院作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，金额虽然不多，但这是自《国家赔偿法》确立有精神损害抚慰金项目后，衡阳市首例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案例。”对此，伍毅喜的律师罗秋林认为，相比“首例”，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—精神损害金可否有统一标准?同罪、同刑但精神赔偿不同的事情，如何终结?

　　“精神损害的性质决定了很难用金钱来量化，目前的办法都是由裁判者来自由裁量，由此带来的不公显而易见。”罗秋林认为，比如：2012年安徽省周炳然和广东省黄立怡蒙冤入狱分别6年和11年，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分别为5万元和16万元;2013年的河北省赵艳锦和浙江张氏叔侄，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在10万元以上，高者达45万元。

　　罗秋林认为，法律设计的目的性在于确定性。“在此种意义上来讲，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、要件、范围、程序、标准等，都应当由法律确定，防止权力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。”

　　南华大学法学教授罗万里指出，精神损害的程度，法院往往要结合人身受到羁押的影响程度、罪名的情况、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以及自身是否有过错行为等因素综合判断。一般而言，法院可能会参考民事案件中精神赔偿的标准，但实际上民事案件的精神赔偿标准，也是空白。因此，实际操作中，各个地方的高级法院对此会有指导标准。

　　罗万里呼吁，从司法改革的方向看，减少自由裁量的空间，让司法权力透明化和清单化是一个趋势，也是民众的要求。“最高法院应该对一些经典案例作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，为地方法院在执行中‘解难’。”